这群人,才是中国最牛“90后”
2021-05-31 15:08

这群人,才是中国最牛“90后”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一条(ID:yitiaotv),自述:徐蓓,编辑:倪楚娇,原文标题:《这群中国最牛90后,仍想要每天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》,头图来自:《九零后》




5月22日这一天,我们一下痛失两位院士: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,享年99岁,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,享年91岁。上周五,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翻译家何兆武院士也离开了我们,享年100岁。有网友评论:神也会去世吗?


5月29日,一部纪录电影在全国公映了,讲述的同样也是神一般“90后”的故事,它拥有史上最重量级的“演职表”。


106岁的《让子弹飞》原著者马识途;102岁的《呼啸山庄》译者杨苡;100岁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者许渊冲;99岁的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;99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…… 





这部纪录电影叫《九零后》,是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的姊妹篇。2018年,在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,《西南联大》一经播出,就引起了轰动,豆瓣评分9.4分,有热评说:“心神往之的一段历史,务实而又浪漫,艰苦而又活泼,大师星布,浩篇充栋”。



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,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,却诞生了172位院士,8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,2位诺贝尔奖得主。



相比《西南联大》的宏大叙事,导演徐蓓在新片《九零后》中,更聚焦每一个联大学子的个体故事。


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业,他们各自如何到了联大,他们如何在战火中学习、恋爱和生活,从西南联大毕业后,他们如何参与建设。


即使平均年龄已超96岁,但他们依然想每天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……


一、《西南联大》姊妹篇——《九零后》



1. “他们的经历,值得用电影去讲述” 


2018年,5集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推出后,我松了口气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放下这个选题了。


但没想到在随后的两年里,我陆续听到有些老人住院、甚至离开人世的消息。2019年,罗振诜先生的儿子发来一条微信,他感谢我寄去的《西南联大》的光碟和一本书,他说:“昨天晚上我把书放在父亲的枕边,他今天早上安然地离世了。” 


我突然意识到,我记录的这些影像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影像了。他们需要、也值得拥有一个仪式——用最好的音响,在最好的环境里,放他们的故事。没人发弹幕,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看着。



联大校友杨振宁、李政道在诺奖颁奖典礼


除了此前17位联大校友的采访,我们新增了4个采访。有参加过湘黔滇步行团的吴大昌,有国家物价局原副局长胡邦定,有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,还有《让子弹飞》的原著作者马识途。


也费了很大的劲,找到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的影像资料,这段资料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。


电影《九零后》算是一个升级版,之前碍于篇幅没有对外的故事,都在这里了。


徐蓓在采访巫宁坤先生


2. “平均年龄超96岁, 在他们身上,我依然能看到‘青春’” 


我到现在还记得,2016年《西南联大》开拍时,我是很忐忑的,很担心他们不配合。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秘书长胡老师特别淡定,她挨个给他们打电话,挨个通知:“哪天,你来接受采访。”所有的老人家都很听话。


巫宁坤先生知道我们要来,早上2点钟就起来了,换好衣服在那等我们。他夫人说这段时间,他经常在梦里大声地说一个地名:“大西门外”,就是西南联大新校址。 



刘缘子先生提前好几天就和女儿商量,该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当我们说要开始采访了,她就给女儿使了个眼色,她女儿非常会意地拿来一支口红。


很可惜,在《九零后》的制作过程中,巫宁坤先生和刘缘子先生都过世了。



许渊冲正在翻译王尔德的作品


多数人的身体已不允许二次拍摄了,唯杨苡和许渊冲两位先生,我们拍了第二次。


时隔两年,我再次见到许渊冲先生。那天早上,我一进他家门,看到他正在吃一块奶油蛋糕,围着一个围脖。


他苍老了很多,但同时又像一个婴儿。他的妻子过世了,生活发生了大变故,但不变的是他对翻译的专注,莎士比亚翻完了,现在开始翻王尔德的作品。


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,在他讲起自己爱上的4位联大姑娘时,还会羞涩且得意地笑。



杨苡先生今年102岁了,但每天还会看书写字,要“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(把每一天过到最好)”。


在采访的间隙,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戴着耳机,我问她在听什么,她很天真地笑了一下:“这是我的小快乐。”她正在听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(当我们年轻时)》。


虽然采访时,这些老人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96岁,但电影讲的是他们青春的故事。


二、《九零后》:这是他们的青春故事


采访时,巫宁坤先生唱起了《松花江上》


1. 战争,改变了一切 


每个人的生活都在1937年的7月份发生了改变。


巫宁坤老先生的讲述是尤其动人的。当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: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,你在哪?


他开始讲家乡扬州,讲七七事变后中学的校长宣布学校解散,“教师同学各自回家,大家都哭啊。我们有个,唱女高音的女同学上台去,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:我的家,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他唱起来。


那一刻我们整个房间的人都震撼了,他开始呜咽,长时间的,十几分钟一直陷在回忆里,我们不得不中断了采访。


南开大学被炸毁


杨苡先生,她的父亲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行长,从小长在租界里。她有一个极为优秀的哥哥叫杨宪益,翻译界、文学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大才子。


杨苡保送了南开大学,但南开又被炸了。虽然住在租界,日本人也暂时不会来碰你,但她不愿意当亡国奴,和很多南开的学生一样,随学校迁往内地。




马识途先生是重庆人,父亲是一个县长,他也算个官二代。战前是学化工的,但他觉得靠学的东西来抗战太慢了,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,就跑到大茅山去革命。


后来他的妻子牺牲,自己也面临被捕的危险,组织让他潜伏起来,于是决定考西南联大。马老说了一句很凡尔赛的话:“我一考就考上了。”当他到西南联大的时候,他比同年级的人要大9岁,属于老大哥。 


邓稼先先生,他的父亲是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。当时邓以蛰因为患肺病,和全家滞留在了北平。日本人常常逼着中国人开庆祝会,一起庆祝日本又攻陷了一个城池。


会上,还在念高二的邓稼先把日本国旗扯碎,扔在地上。他的中学校长连夜到他们家,让邓稼先逃走。随后邓稼先辗转来到昆明,1941年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。


西南联大,真是不可复制的,因为这帮学生他是不一样的。杨振宁说:“国破家亡,有亡国的危险。”没有抗战,就没有西南联大,就没有他们在云南求学的生活。这在他们心中埋下的种子是什么?怎么样才能不当亡国奴?只有自己强大。


湘黔滇旅行团


2. 千里迢迢去西南联大 


当年,三所学校南迁的时候,先是迁到长沙,组成长沙联合大学。但在1937年12月,长沙也沦陷了,于是进一步从长沙西迁到更加偏僻的云南。师生们分三路赶赴昆明。 


一批坐汽车。从南边绕路,取道广西,经友谊关进入越南,走滇越铁路。


一批走水路。杨苡走的就是这条路,“我们必须要先到上海,经过香港,从香港到海防,从海防坐火车。到了中国边界,我们就站起来唱‘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’,唱《松花江上》,唱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。那时候是热泪盈眶,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。”



湘黔滇旅行团


第三批最令人印象深刻,取名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1938年2月开拔,从长沙徒步去昆明。路程总共3500里,一共284个学生,11个老师带队,长途跋涉68天。 


吴大昌先生,是湘黔滇步行团极少数还健在的人,他现在讲起这段经历还是很兴奋:“外语系的查良铮,很重视学英文,以念字典出名。一路走一路念英文,念完这一张字典了,就撕掉,再念一张。有些人收民歌,有些人调查风俗,有人照相。我们学机械的人,就看到那个水车很感兴趣,那个大轮子的水车,怎么灌溉。” 


有很多学生从来没有出过北平城、天津城。这样一次跨越三个省,让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,甚至确定了他们一生的事业方向。李锷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,只能点煤油灯,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。


1938年5月4日,西南联大正式开课。




3. 被“嫌弃”的西南联大 


在成为翻译家、物理学家、科学家之前,他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样?这是我关注的重点。


其实他们和我们年轻时一样,一样淘气和混不吝。比如他们会“嫌弃”自己的老师。


即便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堪称豪华,全部是振聋发聩的名字:朱自清、沈从文、闻一多、陈寅恪、钱穆、钱钟书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华罗庚、费孝通……


但巫宁坤却说:“那时候我对这些老师,没有什么很大的敬意,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。我们主要是在课下跟这些老师接触、同学接触。同学都可以说是精英吧。”


联大的国文课是出名的。闻一多讲《诗经》,陈梦家讲《论语》,许骏斋讲《左传》,刘文典讲《文选》,唐兰讲《史通》,罗庸讲唐诗,浦江清讲宋词,魏建功讲《狂人日记》。


但杨振宁却一板一眼地挑剔:“这个办法我想不是最好,因为有点乱。为什么呢,它不是一个人教,因为太不系统化。”



联大学子在校园里上课、生活


除了“嫌弃”老师,他们也“嫌弃”学校的办学条件。


张道一说:“我原来的想象,大学应该是比我的中学好得多。但是我到了西南联大注册以后,我大吃一惊。”


潘际銮说:“教室是铁板房、干打垒的墙、木格的方窗子,上头没有玻璃的,是糊的竹纸。”


王希季说:“哎呀,这个臭虫啊,最初期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,浑身都痒。然后咬你之后,你把它捏死的话,全是血。慢慢地,反正你咬你的,我睡我的,处于‘和平共处’状态。”


马识途最绝,因为嫌弃学校的食堂,索性自己办食堂,去菜市场找来便宜的菜叶子,煮成菜汤,让大家先喝汤,产生饱腹感,再上米饭。


几乎每天都要跑警报


4. 战火中的浪漫 


在校园里,他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。


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提到,几乎每天都会响起空袭警报。在一次空袭中,费孝通先生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震垮了,整个院子完全被毁灭。金岳霖先生70万字的手稿,因为日军的空袭而不幸丢失,他不得不重新写过。


但在熟悉日本飞机的规律以后,大家就变得从容了。飞机一来,就去安全的地方躲着,有的背英文单词,有的复习上课的笔记。也有人干脆不跑警报,甚至警报一来就去洗澡,因为人少,热水管够。还有人一有警报,就去煮莲子,警报解除了,他的莲子也烂了。


当时联大的女学生


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,还是会产生爱情。


许渊冲先生特别可爱,他主动讲,他在联大喜欢了4个女孩,还把日记给我看了,字里行间有很多“她”。“她要下课了……”“她今天穿了一件什么样的衣服……”“她又跟其他男同学说话了……”


他还拿出照片,一个个指给我看是哪4个姑娘。我说:“许老,你喜欢的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。”他就非常憨厚地在那儿笑了,很得意。 


我几乎问了每个人,但谈恋爱在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潘际銮先生就说没有女朋友,“工学院太苦了,一不留神就不及格,谁有时间谈恋爱。”所以也就是许渊冲、杨苡这样学外文的才有时间谈恋爱。


杨振宁在联大的学籍卡


吴大猷和杨振宁、李政道


5. 梦幻天团物理系 


在电影里,我着重讲了联大的物理系。


物理系真的太牛了,出了两位两弹一星的元勋:邓稼先、朱光亚,出了两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:杨振宁、李政道。其中三位的老师是吴大猷——中国现代物理教学的奠基人。它是一个梦幻组合。


娃娃脸的邓稼先


我很幸运地找到一本书,里面有好几个物理系的同学回忆了邓稼先,同学的回忆是最真实的。


邓稼先长着一张娃娃脸,年龄比一般的同学都要小一些。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,就是喜欢缠着同学讲故事,没完没了地讲。当然他也反过来给别人讲故事。大家对他的评价就是特别纯粹,还给他起外号叫“pure”。


杨振宁跟邓稼先是一对好朋友。杨振宁当时在联大非常有名气,经常骑车来找邓稼先,然后在一棵古树下面背诵诗句。


李政道是一个胖胖的小孩。每天课后他都去找吴大猷,要更多的读物和习题。有时,吴大猷风湿病发作,他就替老师捶背,还帮做些家务琐事。


后来联大解散后,李政道才念到大学二年级,但叶企孙和吴大猷老师,破格推荐他去美国做博士生,这个机遇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我感觉那时候大家都格外爱才,也敢爱才。


6. 在战场牺牲的联大学子 


1942年初,日军入侵缅甸,云南成为前线,大批西南联大学子投笔从军。


许渊冲被分配到飞虎队的机要秘书室,他的同学黄维本主动要求去缅甸参战,结果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。


诗人穆旦经历了震惊中外的“野人山战役”,差点丧命。在侥幸逃出森林后,他去印度休养了三个月,几次都差点因为饥饿后遗症导致的过饱而死去。


尤其让我心疼的是缪弘,他牺牲时距离日本投降只差11天。我觉得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战场的,因为他的父亲是汉奸。他一直想要洗掉这个耻辱,那就只有上前线。


罗振诜亲历了缪弘的牺牲。他跟缪弘一起上的前线,当时在丹竹机场有一场混战,日本人的反抗特别激烈。“进攻时,和他同组的美国兵怕死,退下去了。作为翻译官他也可以跟着撤退,但是他没有临阵脱逃,和战士们一起冲锋,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要害。


战后,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立了一个纪念碑,上面刻有834位在抗日战争中参军的联大学生的名字。冯友兰撰写碑文:“联大先后毕业二千余人,从军旅者八百余人。”


朱光亚


7. 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 


1946年5月4号,西南联大解散,三所大学回归原址,各自办学。西南联大的学子也各奔东西。


朱光亚在美国用很短的时间读完了博士,随后他写了一封信——《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》。他说:


“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,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,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,不曾挖过一块煤。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。现在,他们渴望我们,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,把自己的一技之长,献给祖国的人民吗?”


从1949年8月到1956年10月,共有2290位海外留学生从世界各地回归祖国。


1950年2月,朱光亚、王希季归国。1950年8月,邓稼先归国。1950年10月,吴大昌归国。1951年,巫宁坤、许渊冲归国。1953年,查良铮夫妇、杨苡夫妇归国。1955年,郑哲敏归国。



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1967年6月17日,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1970年4月24日,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。



杨振宁和邓稼先


邓稼先和杨振宁这对朋友,选择了2条路来完成自己的科学事业。1950年,邓稼先选择回国。杨振宁跟李政道在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。


邓稼先去世后,杨振宁写了一本回忆录,他真的很懂邓稼先在研制原子弹时的处境。他这样写道:


“粗估”参数的时候,要有物理直觉;筹划昼夜不断地计算时,要有数学见地;决定方案时,要有勇进的胆识,又要有稳健的判断。


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,永远是一个问题。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,手有没有颤抖?


我们通过杨振宁的介绍,联系到了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。电话里是一个非常娟秀的女声,一听就知道她非常有教养。


可惜她已经不能下床,无法接受我的访问,但她帮我找了很多资料。她最后强调:“原子弹、氢弹研究的成功不是邓稼先一个人的成果。”



8. 依然在一线的90后 


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对谁的作用最大,那一定是我。这4年里,我感觉我变得更加坚韧,更加细致了。


如果我不敬畏地对待这个选题,我自己都过不了这一关的。最让我觉得敬佩的是,这些将近100岁的老人,依然奋战在第一线。



  • 93岁的院士潘际銮,每天骑着电瓶车去办公室,干得一点也不比年轻人少;


  • 96岁的院士郑哲敏每天还上半天班,帮后辈们解决爆炸方面的技术难题;


  • 99岁的杨振宁,前不久给清华捐出了一间资料室;


  • 100岁的许渊冲,翻完了莎士比亚,正在翻王尔德;


  • 103岁的吴大昌,还在研究《华为工作法》;


  • 102岁的杨苡,依然践行着“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”的准则;


  • 106岁的马识途,去年还出了新书,仍想要“为社会做一点好事情”……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一条(ID:yitiaotv),自述:徐蓓,编辑:倪楚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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